一个后现代人可以如何求助阿甘本？
就把文明社会的表层称作世界之壳吧。因为过去在人的身后不断累积，像球体一样越滚越大，这球体的边界，也就是滚在最外层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称它为世界之壳。基于此，我之前想到一个私人的比喻。世界之壳就是“现在”的居所，那么，它是更像海螺的壳，还是更像寄居蟹的壳？前者随着内容物的增大而分泌釉质，一圈圈扩张、变厚，变得更加坚固与完满；后者之间则呈现出一种剥离。也就是说，在内在和外壳之间，内在是连续的，而外壳却是非连续的。
无疑，前者更符合人们的想象，就是说，现在永远来源于过去，它们密不可分，且永远处在完成之中。然而假如确实如此，那么晦暗沉落的时代又从何而来，既然世界尚未死去？疮痍满目：完满、自洽的东西断开了，除了裂缝以外不复存在；光晕也消散了，只留下火的灼痕。这样一来，我们便只能想象：在昨日的堆积之下，寄居蟹爬出它原来的住所，在命运的驱使下，向下一个壳——当代——爬去。它是与历史的连续性相割裂的，更大但也许更破，朽坏得能容穿堂风通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今日世界比昨日世界更脆弱、破碎，令人如履薄冰。
这个“更大的破壳”是一种偶然吗？为什么我们怀抱着对过去的忧郁（或是对未来的不安），死死地凝视着它？
为了对抗这个纯粹消极的图景，我决定尝试从其本身出发，借由阿甘本的路径简单做出以下这些阐释。首先，关于我们对“壳”的过度审视，阿甘本对当代的论述提供了一个说得通的解释。在《什么是当代人？》里阿甘本说道，当代人是割裂于时代而观看这种晦暗的人，对体会到“当代性”的人而言，每个时代都是晦暗的当代。他们主动退后一步，与时代本身保持距离，就是为了更好地观看这种晦暗。对于德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世纪》，他精彩地评述道：“诗人——必须为他的当代性付出生命的代价——不得不把他的凝视牢牢地固定在他的世纪-野兽上，他必须用自己的血来焊接时代断裂的脊骨……必须坚守他对自身时代的凝视。”这种凝视是就是为了目睹时代的晦暗，把它当作一种比起光明更直接、更指向他本人的东西。因为黑暗正是还未抵达我们身上，却正在永恒地驶向我们的光线本身。
于是我们被导向下一件事。我们凝视着破碎的当代，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所有时代都是当代”。我们仍认为当前的时代比过去更晦暗，现在的壳比过去的壳更破旧。这就意味着，我们从未对这种破洞习以为常，从未将它们与历史的晦暗相等同。那么，过去和当代的对立从何而来？
这里也许可以引述本雅明对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的评论，“…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过去不是一串与现在相连的事件，而是已完成的废墟。同时，也只有站在“现在”上看到的过去才是废墟。事实上，这段话同样是《忧郁的天使》中阿甘本对本雅明的引用。它意在说明，使我们所见的世界成为废墟的正是现在本身。也就是说，正是在站在“现在”的时候，过去才从完满之物变成了废墟。这就不难理解了，前现代的完满和自洽永远只能在“过去”存在，而从未在某个当下存在。这就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对立：对所有时代的“当代人”而言，割裂和分离的痛苦都是永恒不变的。
既然如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渐进的线性时间并不存在。时间只有不停地回溯其自身，时代的沉落也只是我们的想象。在这样的语境里，自诩后现代者的当代人也似乎不必为沉沦的彼岸和降临的虚无而为世界哭丧。
“使我们能把世界的裁判称为最后的审判的，只有我们的时间观念而已。实际上，都是当庭宣判。”关于卡夫卡，阿甘本更为清晰地补充道，“只不过，对直面该状况的恐惧制造出了这一天尚未到来的幻觉。”回溯的时间在此彻底头尾相衔。金字塔的每一块砖共同构建出了塔尖，人类史上的所有人面临着的，都是同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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